共情的代价——关注助人者的共情疲劳
这段时间,想必有不少朋友是这样的:

虽然大多数人并不是直接的经历者,但这并不妨碍人们牵挂当前的抗疫形势、同情不幸染病的患者,心疼在前方奋战的医护,痛斥时不时曝光出的负面新闻……
这份关切与牵挂,让素昧平生的我们对这场疫情感同身受,凝聚起来,共克时艰,但是过度的投入和共情,可能会让人们淹没在强烈的情绪中,感到强烈的焦虑、悲伤、愤怒等。
距离远尚且如此,身处前线的医护人员,接触到的疫情下的百态众生数倍于你我,感受到的压力和情绪更是难以想象。长期且强烈的压力,是各种身心问题滋生的温床。今天,让我们谈谈少有人关注,但在助人者中广泛存在的心理现象——共情疲劳。
什么是共情疲劳?
共情疲劳(compassion fatigue, CF)是助人职业者面临的一种特定的职业风险。国外学者Joinson最早对这一现象进行描述,认为共情疲劳是身心耗竭的一种特殊形式,主要发生在从事助人职业的个体身上。随后,创伤学家Figley开始在助人者心理健康领域对共情疲劳进行研究,认为共情疲劳是“个体在得知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人在遭受了创伤性事件后自然产生的继发性的情绪及行为反应,是由于想要帮助或正在帮助遭受创伤的人而经历的应激过程,是助人者提供照护的代价”。
通俗地讲,上述定义包括三个层面:
首先,共情疲劳是助人者在救助他人的过程中产生的,是助人者的一种特定职业风险。
其次,助人者在救助受创伤人员时,会间接地暴露于创伤事件,同时由于持续地对救助对象进行共情,被卷入救助对象的痛苦中,产生共情痛苦。
第三,共情疲劳发生后,助人者会降低或丧失对救助对象进行共情的能力和兴趣,导致对救助对象疏远,同时在认知、情绪、行为、生理方面会出现一系列负性的改变。
共情疲劳的发生率有多高?
常见的助人职业包括医生、护士、心理咨询师、警察、消防员、灾难救援者、社会工作者等。相关研究表明,共情疲劳在助人行业中的发生率为33% - 79%,在卫生保健工作者中更为普遍。例如某项研究中,高达86%的急诊科护士患有中度到重度的共情疲劳,另一项对216名临终关怀护士的研究表明,26.4%存在高度共情疲劳,52.3%存在中度共情疲劳。

共情疲劳是怎么发生的?
Figley对共情疲劳的发生发展进行了分析:

具有同理能力的助人者在接触到救助对象后,对救助对象予以关注和共情,随之产生共情反应。共情反应是助人者对救助对象共情而产生的帮助行为,这是一把双刃剑,在帮助与服务对象建立良好关系的同时,也容易让助人者卷入救助对象的痛苦中。
助人者做出共情反应后,剩余的情感能量或长期治疗的需求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转化为共情压力。共情压力促使助人者持续帮助救助对象,但若得不到有效调节,持续存在的共情压力会演变成共情疲劳。
共情满意和保持距离能有效地减轻共情压力,预防共情疲劳。也就是说,助人者从助人工作中获得成就感与满足感,同时与救助对象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明确自己与救助对象的边界以及自己的责任范围,能有效地预防共情疲劳的发生。
相反,某些危险因素会增加共情压力,诱发共情疲劳:长期的暴露,例如长期投入援助过程或疗程过度延长;助人者自身的创伤记忆被救助对象或其遭遇所激活;助人者的生活中发生突发事件的频率较高(例如工作日程的改变、疾病、生活方式、社会地位或个人角色的转变等),均会增加共情疲劳发生的风险。
共情疲劳有什么表现?
目前的研究倾向于认为共情疲劳涵盖了二次创伤和倦怠两个方面,二次创伤是助人者在帮助他人后,由于卷入他人的创伤经历而继发出现的心理创伤,倦怠是由长期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引发的慢性应激状态。当助人者出现共情疲劳时,可能会表现出二次创伤和倦怠的症状,在认知、情感、行为、生理方面均出现负性改变:
创伤相关症状:反复想起或梦到与创伤事件或救助对象有关的画面或记忆片段、回避与创伤情境或救助对象有关的人或物、警觉性增高、容易受到惊吓、睡眠障碍等。
认知方面: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固有观念出现动摇甚至转变,可能会贬低甚至否定自己的能力及工作的价值,或者对救助对象进行贬低,如“我做的这些毫无意义”、“我帮不了他,真是一点用都没有”、“他遭遇到这些,是罪有应得”等。
情感方面:感到情感耗竭、麻木、压抑、排斥感、无力感、沮丧、内疚、焦虑、恐惧等,严重时甚至会感到无助且无望。
行为方面:降低或丧失对救助对象的热情,对救助对象冷漠和疏远,工作效率、质量、工作满意度下降,严重时甚至会离开工作岗位。有可能会出现物质滥用。
生理方面:注意力、记忆力下降,睡眠障碍,疲劳乏力、胸闷、慢性疼痛等。
共情疲劳与哪些因素有关?
如前文所述,在助人者个人层面和救助工作层面,均存在着影响共情疲劳的因素。在个人层面,助人者的共情能力、个人创伤史、生活事件、过度卷入救助对象的痛苦均会影响共情疲劳。值得一提的是,共情能力过强不见得是好事,换句话说,你对他人感同身受的能力越强,就越容易受困于他人的痛苦;在工作层面,救助工作失败或不如意、持续时间过于漫长、救助者的职责范围不明确、与救助对象缺乏清晰的界限均对共情疲劳造成影响。
此外,一些社会心理因素也影响着共情疲劳的发生发展。
工作负荷过大是共情疲劳发生的危险因素。个体感到处于持续不断的工作压力中、时间紧迫感强、对工作感到紧张焦虑,会更容易发生共情疲劳。
而在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中,良好的组织支持能发挥缓冲功能。组织支持包括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前者主要包括工作环境、薪酬、制度、培训与指导、信息与资源等方面的支持;后者指组织对员工的关心、重视与认可,能让员工感受到自己是有价值和被认可的。组织支持能有效地减轻助人者的工作应激,预防共情疲劳的发生。
情绪调节方式的影响也不容忽视。采用认知重评(cognitive reappraisal)和采用表达抑制(expressive suppression),均能减少人们的外在情绪表现,但产生的结果大相径庭。认知重评指改变自己看待问题的方式,采用更合理更健康的方式看待眼前的困境,能有效地提升积极情绪、减少消极情绪,预防共情疲劳的发生;而表达抑制是采用压抑、不表露情绪的方式来应对困境,长期抑制消极情绪的表达会增强消极情绪体验,表里不一会导致心理痛苦,增大共情疲劳发生的风险。
消极情绪特质是一种人格特质,主要表现为敏感、情绪不稳定、容易紧张、焦虑、忧郁和愤怒、持有消极的自我概念和认知方式。消极情绪特质让人们更容易感受到压力,也是共情疲劳发生的风险因素。
值得重视的是,人们在工作中体验到的消极情绪越强烈,共情疲劳发生的风险就越大,而体验到的积极情绪越多,则越能有效地阻止共情疲劳的发生。工作压力和组织支持等因素均能影响助人者的情绪体验,继而对共情疲劳的发生造成影响。
如何预防共情疲劳?
上述影响因素为我们预防共情疲劳提供了思路。身为助人者,在日复一日的共情压力中,我们可以这样尝试:
积极的自我关照

尽量保证充足的睡眠和营养。在深度睡眠中,大脑会帮助我们处理当天的压力和情绪。一觉醒来,你也许会发现对昨天感受很强烈的事情,今天已经释怀许多。
规律的运动能帮助我们抵御压力的侵袭,对共情疲劳也不例外。如果自己难以坚持,可以加入运动打卡群,或者和家人朋友一起打卡、互相监督。
在忙碌的工作之余,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哪怕只有5分钟,这段时间也是只属于你自己的。你可以做任何你喜欢的、能让自己放松下来的有益于身心的事情,例如冥想、运动、听音乐、记日记、阅读、和家人朋友联系等,或者什么都不做,就静静地和自己待在一起。
保持和家人朋友的联结,避免生活被工作完全占据。工作之外的亲密关系,能给我们动力和勇气,也能够提醒我们,不要过度卷入繁重工作的漩涡。
采用合理的方式调节情绪。调节情绪的方式其实有很多,例如转移注意力、宣泄、调整认知、暂时压制等,我们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境灵活地选择不同方法,而非总是采用单一固定的方法,同理,在某些情况下,暂时抑制情绪的表达是合适的,但若长期抑制表达,会慢慢地让我们失去与内心感受的联结,滋生出各种情绪和心理问题。
让生活中多增加一些积极情绪,这是抵抗共情疲劳的良药。平静、感恩、珍惜等感受均都属于积极情绪的范畴,能帮助我们在高压下保持平和的心态。
助人工作中的自我调节

在助人工作中,我们可能会感到身心俱疲甚至濒临崩溃;可能会因为工作紧迫事关重大而感到强烈焦虑、担心不能胜任;可能会深深地同情求助者,感同身受,甚至出现与求助者相似的痛苦;当受限于客观条件而无法帮助求助者时,可能会感到强烈的内疚自责、无助无用,甚至否定自己的工作价值等。除了努力提升自己的知识技能外,我们还可以:
设置合理的工作目标和自我期待,不苛求自己,不求全责备。世界上没有所谓的完美与圆满,做好当下力所能及之事,接受暂时的局限,毕竟偶尔治愈、有时帮助、常常安慰,不要对自己的助人效果期持有不切实际的高期待。
学会肯定自己的工作与付出,告诉自己,任何付出都有价值,即便没有立杆见效,也一定在某个角落温暖着他人。不要因为暂时的失败或受挫而轻易否定自己工作的价值。
与救助对象保持适当的心理距离,避免过度卷入。对共情能力过强的人而言,可以练习跳出当事人的框架,以“第三者”的视角看待问题。有时候我们还需要厘清,想要帮助他人,是出于他人的真实需要,还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助人情结”或减轻自己的痛苦。
区分求助者所面临问题的轻重缓急,更多地关注其当下的问题。
明确自己的职责和能力范围,不勉强自己,不做越界之事。
若发现自己状态欠佳,例如感到即将耗竭、既往的创伤记忆被激活、近期遭遇了较多生活事件等,及时暂停,勇于求助,这是专业且负责的表现。
结语
共情是把双刃剑,它激发了我们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凝聚力,但也可能让我们深陷他人的痛苦。Figley将共情疲劳描述为助人者长期缺乏自我照顾的结果,最美逆行者们,请守护好自己的心,让我们共同迎接春暖花开。
作者:早期干预科 覃滟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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