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精神卫生问题作为一个医学问题，正在被人们所接受，但围绕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病耻感却阻碍了寻求治疗的进程。”

《Nature》，2014

         当人类从混沌的蒙昧中渐渐开悟时，耻感便出现了。

纵观漫长的历史，有些耻感让人类社会变得文明。如传说中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用树叶遮蔽了自己的羞耻，此后数千年人类的“遮裆护丑”便成为绝大多数社会遵循的行为常态。然而，有些耻感却让人类社会变得狭隘，阻碍着文明社会的和谐发展。正如《自然》杂志提及的那样，与精神障碍有关的病耻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们求医问药。下面就“耻感与精神障碍”从其历史、现状与未来作以简述。

一．耻感的简史：

Stigma，最初是指古希腊人身上的纹身，意为身体记号，后指污名，耻感，含有污点之意。尤其是古希腊人把烙印刻在奴隶、罪犯或叛徒的身上，以便与社会其他人群相区别。尽管古希腊人在历史上没有明确使用耻感一词对待精神错乱者，但对精神错乱者污名化的态度却早已存在。

中世纪的欧洲，精神错乱者被再次视为魔鬼附体而遭受到残酷的迫害。17世纪“理性时代”的出现，又将非理性从理性之中区别开来。正如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对人类社会的“考古”发现，从那时起，大型“禁闭所”或是“疯人院”应运而生。即在17世纪到19世纪初的“大禁闭”（great confinement）时代, 这些院所给贫困者、无家可归者，罪犯以及精神病人等“另类人”提供了隔离式的服务。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将这类机构被列入“全控机构”（total institutions）之中，“精神病医院”与“传染病医院”等机构一样远离市区，高墙耸立，铁门紧锁，过着幽闭般的、被监管式的生活。

然而。从社会科学与医学等视角研究耻感或病耻感(stigma)始于20世纪中叶。欧文·戈夫曼（1963）指出，病耻感是社会对具有令人蒙羞特质的个体产生的歧视反应。除精神障碍外，艾滋病、肝炎或其他传染病以及身体残疾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病耻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BG.Link等（2001）从认知角度出发，认为病耻感包含：标记，刻板印象，隔离，地位丧失，歧视等5大要素。美国芝加哥大学PW.Corrigan等（2002）又将病耻感进一步区分为公众病耻感与自我病耻感。英国伦敦国王学院G.Thornicorft（2006）认为，病耻感主要表现为知识上的无知，态度上的偏见与行为上的歧视。

二．病耻感研究的现状：

基于病耻感与歧视给精神障碍患者的治疗、康复带来不利影响，给其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疾病负担，世界精神病学协会（WPA,1996）以及世界卫生组织（WHO,2001）等机构组织相继开展了抗耻感与反歧视行动。在中国，广州市惠爱医院也率先开启了抗病耻感行动（2017）。这些行动的目的旨在：缩减“治疗缺口”，增加卫生资源投入，保障精神障碍患者之人权，促进他们心理社会康复，促使其真正融入人类社会。

       目前，与精神障碍有关的病耻感研究以欧美等高收入国家（HICs）为主，且以G.Thornicorft、N.Sartorius 以及PW.Corrigan等教授为全球该领域中的领军人物。

三．病耻感研究的展望：

2006年，英国伦敦国王学院G. Thornicroft教授、D. Rose教授以及瑞士日内瓦大学N.Sartorius教授（曾任WPA主席）开启了一项歧视与病耻感结局的国际研究（简称INDIGO项目），该项目旨在认识并消除与精神障碍有关的病耻感和歧视。目前全球共有40余个国家和地区参与该研究。令人可喜的是，2018年G. Thornicroft教授主导的INDIGO项目获得英国医学理事会的科研基金资助，折合人民币1600余万以支持全球与精神卫生有关的病耻感研究。

        本研究阶段为期5年（2018-2023年），主要涉及5个中低收入国家（LMICs），它们分别是中国，埃塞俄比亚，印度，突尼斯和尼泊尔。其目的旨在建立一个紧密的研究合作平台，在此平台上研发出有效的、具有文化适应性的干预以减少病耻感，同时，开展各种活动以加强对病耻感过程机制的科学认识。其中，中国获得两个研究点：北京和广州，分别由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马宁主任和广州市惠爱医院李洁教授牵头。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全球抗病耻感与歧视的研究与服务进程中不断听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中低收入国家的声音，真正使精神障碍患者融入社会。

        人类——极具理性的动物，在多大程度上包容精神障碍患者就真实地反映出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有多高。

引自：中华医学信息导报2019年8月27日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精神医学大会特刊